形勢與政策影響因素(形勢與政策對自身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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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勢與政策影響因素(形勢與政策對自身的影響)

形勢與政策影響因素(形勢與政策對自身的影響)

陳彥斌 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國家經濟學教材建設重點研究基地執行主任、經濟學院教授、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

劉哲希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副教授。

本文刊發于《財政問題研究》2022年第3期。

本文字數:10995字

閱讀時間:22分鐘

摘要

2021年中國經濟穩中有進,不過面臨的下行壓力也有所增加。2021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中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短期來看,“三重壓力”主要源于全球經濟的影響,表現為消費與投資需求恢復偏緩、企業生產成本上升以及居民與企業預期指標下滑。中長期來看,“三重壓力”實際上源于中國經濟近年來在經濟穩定、經濟結構轉型與長期經濟增長三個層面所面臨的持續壓力。宏觀政策“三策合一”通過將穩定政策、結構政策與增長政策三者有機結合,穩定政策主要應對“需求收縮”、結構政策主要應對“供給沖擊”、增長政策主要應對“預期轉弱”,可以更有針對性地應對“三重壓力”。同時,穩定政策、結構政策與增長政策之間還可以更科學地協調配合,從而有效地提高政策的調控效率,更好地應對“三重壓力”并促進中國經濟平穩較快增長。

關鍵詞:三重壓力 宏觀政策“三策合一”宏觀調控 七大政策

一、引言

2021年既是“十四五”時期的開局之年,也是中國開啟邁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新起點。在這一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關鍵之年,中國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優異成績,全年經濟增速預計達到8%左右,繼續在全球范圍內處于領先水平。2021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于2021年的經濟工作也進行了高度評價與充分肯定,指出“我國經濟發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領先地位”,“構建新發展格局邁出新步伐,高質量發展取得新成效”。不過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下半年以來,中國經濟面臨的下行壓力有所加大。三季度GDP增速的兩年平均值降至4.9%,比二季度的兩年平均增速下降了0.6個百分點,降幅偏大。李克強總理在2021年11月22日召開的部分地方政府主要負責人座談會上指出“我國發展遇到的新挑戰交織疊加、超出預期”。2021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強調“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同時,必須看到我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

“三重壓力”的首次提出引發了各界的高度關注。如何理解中國經濟發展的“三重壓力”,宏觀政策又如何更好地有效應對“三重壓力”,就成為需要研究的重要問題。應該看到,“三重壓力”的提出既是對于當前中國經濟下行壓力的高度凝練與概括,也是對于新發展階段中國經濟發展面臨新挑戰的深刻認識。因此,要深入理解并有效應對“三重壓力”,既要研究短期內“三重壓力”的主要表現,還要從中長期視角探尋“三重壓力”產生的重要原因。為此,本文將在分析中國經濟發展面臨“三重壓力”主要表現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三重壓力”產生的中長期重要原因,進而從宏觀政策“三策合一”的新理論視角為宏觀政策應對提供可借鑒的建議。

二、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三重壓力”的主要表現

2021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續沖擊下,“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外部環境更趨復雜嚴峻和不確定”,尤其是下半年以來,中國經濟的下行壓力有所加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是對中國經濟下行壓力表現的高度概括與凝練。

1、“需求收縮”主要表現為消費與投資兩大內需的增速恢復偏慢,經濟出現負向產出缺口和負向潛在增速缺口

2021年中國經濟三大需求增速呈現出顯著差異。出口保持較快增長,2021年1—11月出口總額累計增速達到21.8%,兩年平均增速高達12.4%,這主要與全球經濟恢復和中國產業鏈優勢與韌性得到充分發揮等因素有關。相比之下,消費與投資增速在受到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之后恢復得較為緩慢。消費方面,2021年1—11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3.7%,兩年平均增速僅為4.0%,與出口的較高增速形成了鮮明對比。前三季度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同比實際增長15.1%,兩年平均實際增速為3.7%,顯著低于人均GDP增速。投資方面,2021年1—11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同比增長5.2%,兩年平均增速為3.9%,同樣處于偏低水平。其中,以往支撐投資主要力量的基礎設施投資前11個月僅同比增長0.5%,兩年平均增速為0.8%。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的回落勢頭也較為明顯,1—6月房地產開發投資累計額的兩年平均增速為8.2%,而1—11月的兩年平均增速已降至6.4%。

消費與投資增速偏緩直接導致了2021年國內“需求收縮”,使中國經濟出現了產出缺口與潛在增速缺口雙雙為負的局面。產出缺口等于實際增速與潛在增速的差值。根據《潛在增速與宏觀政策指數(2021年三季度)》的測算,上半年中國經濟產出缺口保持在零附近,而下半年隨著經濟下行壓力的加大,前三季度產出缺口轉為-0.1%,全年的產出缺口預計為-0.2%,負向的產出缺口呈現擴大趨勢。潛在增速缺口等于潛在增速與潛在增速合理水平的差值。陳彥斌和陳偉澤[1]指出,不僅實際增速會偏離潛在增速進而形成產出缺口,而且潛在增速也會偏離其本身的合理水平進而形成潛在增速缺口,這也是經濟下行壓力的突出體現。2021年的潛在增速缺口預計為-0.16%,雖然比疫情沖擊下的2020年有所收窄,但與疫情之前的2016—2019年相比仍有明顯擴大。

2、“供給沖擊”主要表現為原材料價格大幅上漲與電力供應緊張等多重因素導致企業生產成本上升、生產約束加大

供給沖擊通常是指影響企業生產成本與生產能力的不利沖擊。2021年,在全球經濟的影響下,中國經濟面臨的供給沖擊顯著加大,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受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升的影響,煤炭、石油等上游產品的價格大幅上漲。10月份PPI同比漲幅達到了13.5%,創下本世紀以來的最高漲幅,其中,煤炭開采和洗選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的PPI同比漲幅分別高達103.7%、59.7%。原材料價格的大幅上漲導致企業尤其是下游中小企業的生產經營壓力顯著增加。截至2021年10月末,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私營企業虧損企業數量比2020年同期增加了3.6%。二是,在煤炭價格大幅上漲與能耗雙控等因素的影響下,2021年下半年電力供應整體趨緊。由此,部分地區一度出現限電情況,這導致企業生產受到一定影響,生產約束加大。三是,受全球供應鏈恢復緩慢的影響,國際物流費用大幅攀升,波羅的海干散貨運價指數(BDI)在2021年10月份一度觸及5600以上的高點,而2020年末該指數僅為1400左右。全球物流成本的大漲導致外貿企業普遍面臨“增收不增利”“有單不敢接”的現象。

3、“預期轉弱”主要表現為居民與企業等微觀主體的預期指標有所下降

就居民預期而言,根據央行的調查統計,2021年三季度居民的收入信心指數、收入感受指數、就業感受指數與就業預期指數全面下行,分別從二季度的51.0%、51.2%、44.0%和52.2%下降至三季度的49.5%、49.7%、40.8%和49.4%,各項指數均處于50%的臨界線以下。消費者信心指數也有所下行,在2021年6月份達到了122.8之后,7月份降至117.8,11月份略回升至120.2,但仍處于近年來的同期較低水平。就企業預期而言,制造業企業和非制造業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預期指數分別從年內最高的59.2%和64.0%降至11月份的53.8%和58.2%。央行統計的三季度企業家宏觀經濟熱度指數也沒有延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以來持續回升的態勢,而是較二季度下降了2.3個百分點。

之所以要高度重視“預期轉弱”這一下行壓力,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預期轉弱”會不斷自我強化。這是因為,“預期轉弱”會導致居民消費與企業投資更趨謹慎,進一步加大經濟下行壓力,而經濟下行壓力的加大反過來又會加劇“預期轉弱”,從而形成不斷強化的自我循環。二是,“預期轉弱”將不利于預期管理,從而會降低宏觀政策有效性。預期管理是通過加強與公眾的信息溝通來引導公眾預期,以提高宏觀政策調控效率的重要手段[2]。西方國家的預期管理主要應用于貨幣政策之上,在中國宏觀調控中預期管理則被更為廣泛地應用,不僅包含貨幣政策的預期管理,還包含對公眾經濟增長預期的年度管理和長期管理[3]。比如,每年年末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與年初政府工作報告通過公布GDP增速等關鍵性指標的目標值,可以有效地對公眾預期進行年度管理。再如,通過定期制定經濟發展的五年規劃與發布經濟發展的遠景目標可以對公眾實施長期預期管理。然而,在公眾“預期轉弱”的情況下,尤其是“預期轉弱”是由對未來經濟增長信心減弱以及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所導致時,預期管理難以較好地對公眾預期進行引導。這就會使得預期管理的效果受到影響,從而降低宏觀調控的整體效率,難以較好地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由此可見,“預期轉弱”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視的下行壓力。

三、從中長期視角看“三重壓力”產生的原因

“三重壓力”的產生與當前國際形勢復雜多變、全球疫情持續蔓延、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漲、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循環不暢等外部因素密切相關。不僅中國面臨“三重壓力”,美國等其他主要經濟體甚至面臨更大更多的壓力。但同時不容忽視的是,“三重壓力”的產生也源于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新問題與新挑戰。在新冠肺炎疫情出現之前,中國經濟已經出現了下行壓力加大的某些跡象。2019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指出“我國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問題相互交織,‘三期疊加’影響持續深化,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因此,有必要從中長期視角探尋“三重壓力”產生的原因以更好地對癥下藥解決問題。

1、債務壓力持續攀升導致消費與投資需求偏弱,是“需求收縮”產生的中長期重要原因

消費與投資需求較為疲軟并不是新冠肺炎疫情出現之后中國經濟的新現象,而是近年來一直存在的問題。就消費需求而言,在新冠肺炎疫情出現之前的2015—2019年間,中國就已經出現了消費增速下滑幅度超過GDP增速下滑幅度的情況,反映了居民消費需求的走弱。2015—2019年間GDP增速從7.0%下降至6.0%,而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實際增速從6.9%下降至5.5%,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從12.0%下滑至8.0%,降幅均超過GDP增速降幅。就投資需求而言,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尤其是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也出現了較快的下滑。2015—2019年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由10%降至5.4%,如果進一步剔除房地產開發投資的支撐(增速從2015年的1%上升至2019年的9.9%),2019年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將降至4%左右。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更是從10.1%降至4.7%。

導致消費需求疲軟的因素是多重的,比如中等收入群體占比偏低、以往高投資發展模式擠占了居民消費等。除此之外,近年來居民部門杠桿率(居民部門債務/GDP)較快攀升帶來的償債壓力增加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4]。根據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的數據,截至2021年三季度末,中國居民部門杠桿率達到62.1%,2015年以來居民部門杠桿率一共上升了26.1個百分點,年均杠桿率的上升速度接近4個百分點,無論是與歷史數據相比還是與其他經濟體橫向相比,這一攀升速度都處于較快水平。中國居民部門62.1%的杠桿率水平不僅已經顯著高于新興經濟體的平均水平,也已經超過了德國(57.8%)等一些發達經濟體。而且,由于中國存在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偏低的典型特征,所以國際上通用的“居民部門債務/GDP”的杠桿率計算方式還會低估中國居民面臨的實際債務壓力。如果采取“居民部門債務/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的杠桿率計算方式,中國居民部門的債務壓力已經超越美國等發達經濟體。從分布上看,中國居民債務壓力主要在中低收入群體之上,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體的債務收入比要顯著高于高收入群體。高債務帶來的償債壓力會使得中低收入群體不得不削減消費支出,而中低收入群體又是整個社會消費的主力軍,這就會對全社會居民消費增速形成顯著的抑制作用。

近年來投資需求疲軟主要源于地方政府債務壓力的持續攀升。地方政府債務壓力尤其是隱性債務是近年來黨中央高度重視的問題,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強調“堅決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隱性債務”。根據IMF等機構的估算,中國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規模是顯性債務規模的2倍左右。地方政府債務壓力攀升會主要產生兩方面影響。一是,地方債務壓力攀升擠壓了地方政府用于經濟建設等方面的財政支出,這會對由地方政府所主導的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投資增速產生抑制影響[5]。二是,由于一些地方政府更多是依靠“借新還舊”的方式來滾動債務,需要大量的新增融資,由此會對企業部門可獲得的借貸資金形成較為顯著的擠占,從而導致民間投資增速的下滑[6]。以上兩條機制使得地方政府債務對投資需求產生了顯著的抑制作用,導致基礎設施投資和民間投資難以提振,這也是近年來投資需求疲軟的主要表現。

2、經濟結構轉型過程中勞動、資本與能源等生產要素供給拐點的相繼出現,是“供給沖擊”產生的中長期重要原因

短期來看,2021年中國遭遇的“供給沖擊”主要源于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飆漲、全球疫情持續蔓延下產業鏈與供應鏈遲遲難以修復等外部因素。但從中長期來看,企業供給與生產成本的上升是一個必然的長期趨勢。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黨的十九大根據發展階段和社會主要矛盾重大變化,明確提出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本質上就是要求中國經濟逐步擺脫以往依靠低成本的粗放發展模式,通過生產方式的轉型升級與經濟結構的優化調整,向創新驅動、效率驅動與人力資本驅動的高質量發展模式轉變。而且客觀上看,中國以往的低成本優勢一定程度上源于對資本、勞動力等要素市場的管制,是以犧牲一定的資源配置效率為代價,不具有可持續性。比如,以往資金的低成本源于利率管制對存貸款利率的壓低,較低的資金成本激發了投資需求,推動了經濟的快速增長,但也帶來了產能過剩等資源配置效率偏低的相關問題[8]。因此,在經濟結構轉型優化過程中,供給與生產成本的提高既是要素市場化改革推進的必然結果,也是倒逼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重要途徑。

不僅如此,近年來勞動、資本與能源等生產要素均出現了供給拐點,這會使得生產成本的上升趨勢逐步強化。從勞動力來看,2011年中國勞動適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開始減少,2012年中國勞動適齡人口規模開始出現下降,2016年有勞動意愿的勞動力規模開始下降。未來隨著人口老齡化的不斷深化,勞動力供給將會不斷趨緊,從而推動勞動力成本不斷攀升。從資本來看,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中國國民儲蓄率在2008年達到51.8%的高點后開始回落,2014年后回落速度進一步加快,2020年國民儲蓄率已降至44.5%。儲蓄是可貸資金的供給,儲蓄率下降將會推動資金成本的進一步上升。從能源來看,在“碳達峰、碳中和”的總體要求下,能源等重要資源的供給約束將會強化,這是高質量發展階段中國形成節能減排綠色發展道路的必然要求,從而也將推動能源成本的上升。因此,從中長期來看,企業供給與生產成本的上升將會是未來中國經濟所面臨的一個持續壓力與挑戰,也是經濟結構轉型所必須要經歷的階段性過程。

3、潛在增速趨勢性下降是“預期轉弱”產生的中長期重要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多年中,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速一直保持在10%的較高水平,不過從2010年開始,潛在增速開始出現較為明顯的下降。潛在增速從2010年的9.7%降至2015年的7.6%,2019年進一步下降至6.0%。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影響,2020和2021年兩年平均潛在增速預計為5.3%,呈現進一步下降的趨勢。從國際經驗來看,隨著一個經濟體體量的擴大,通常會出現潛在增速放緩的情況。德國、新加坡、日本、韓國等經歷過高增長的經濟體,經濟增長速度大多是在高增長開始后的第三個或第四個十年開始回落[9]。但是,近年來中國經濟潛在增速下滑速度有些偏快,已經出現了負向的潛在增速缺口,即潛在產出增速低于長期合理增速水平。潛在增速較快下滑的核心原因在于,近年來中國經濟面臨資本積累與勞動力等以往驅動經濟增長的“老動力”減弱而全要素生產率與人力資本等驅動經濟增長的“新動力”還未完全成型,從而使得經濟增長動力整體趨弱,潛在增速趨勢性下滑。由于潛在增速持續下滑會帶來實際經濟增速趨緩、居民收入增速下滑與資本回報率下降等一系列影響,這就容易導致公眾預期有所減弱,對未來經濟增長的信心下降。

按照潛在增速的現有趨勢來看,中國要實現既定的“十四五”規劃目標以及2035年遠景目標的難度有所增加,這也會進一步導致“預期轉弱”。根據劉偉和陳彥斌的測算[10],按照潛在增速的現有趨勢,結合資本、勞動力、人力資本與全要素生產率等生產要素的具體情況,預計“十四五”時期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速均值為5.1%左右,距離理想的5.5%增速均值有一定的差距。同時,2020—2035年潛在增速均值預計為3.8%左右,然而,要完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所提出的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等系列重要任務,需要人均實際GDP水平較2020年翻一番,即2020—2035年經濟增速需要達到4.8%左右[11]??梢?,按照現有增長趨勢,到2035年難以完成人均GDP翻一番的任務目標,需要宏觀政策進行充分應對才能夠實現,經濟增長目標實現難度的增大也就成為“預期轉弱”的中長期重要原因。

此外,一系列結構性問題的長期存在也對居民和企業的預期產生了負面影響,導致“預期轉弱”。比如在收入分配結構上,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增速難以有效提振,是居民“預期轉弱”的重要原因。根據測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數之比從2015年的87.8%下降至2019年的86.3%,2021年前三季度這一比例進一步降至84.3%,由此表明近年來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在居民收入增速隨著經濟增速下滑的情況下,收入差距還在不斷擴大,意味著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增速下滑得更快,這就會直接導致居民消費增速的低迷,也是居民“預期轉弱”的重要原因。再如在債務結構上,居民部門成為推動宏觀杠桿率攀升的主體,根據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的數據,2016—2019年居民部門杠桿率的增幅占到宏觀杠桿率總體增幅的88%,較重的居民債務壓力更加容易推動居民“預期轉弱”。同時,企業部門中出現大中型企業杠桿率下降而以小型企業為主體的私營企業杠桿率被動上升的結構性特征。截至2021年10月末,工業規模以上私營企業杠桿率(總負債/總資產)相比于2016年末上升了7.1個百分點,而同期大中型企業杠桿率下降了2.5個百分點。在私營企業投資與生產增速沒有顯著提升的情況下,杠桿率的被動上升凸顯了私營企業的生產經營壓力,這也是企業“預期轉弱”的重要原因。

四、宏觀政策“三策合一”能夠更好地應對“三重壓力”

如前所述,“三重壓力”從短期來看是源于新冠肺炎疫情與外部環境更趨復雜嚴峻帶來的沖擊,但從中長期來看其實是反映了中國經濟在經濟穩定(總需求)、經濟結構轉型與長期經濟增長三個層面所面臨的持續壓力。然而,以新凱恩斯主義為代表的主流宏觀政策理論僅聚焦于調節總需求以實現短期經濟穩定[12],難以為有效應對“三重壓力”提供較好的借鑒。宏觀政策“三策合一”新理論框架通過將穩定政策(對總需求進行逆周期調節的狹義宏觀政策)、增長政策和結構政策這三類最重要的宏觀政策納入統一框架之中[13],可以更好地應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三重壓力”。

首先,宏觀政策“三策合一”框架下,穩定政策主要應對“需求收縮”、結構政策主要應對“供給沖擊”、增長政策主要應對“預期轉弱”,從而可以更有針對性地應對“三重壓力”。具體而言,“需求收縮”的應對以穩定政策為主,短期內主要依靠更為積極有效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組合來擴大總需求。根據《潛在增速與宏觀政策指數(2021年三季度)》的測算,2021年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整體力度均相對偏小。2021年前三季度,財政政策力度指數為47.8,不僅低于疫情之下2020年同期的53.4,而且顯著低于疫情之前2016—2019年同期的均值51.8。貨幣政策力度指數為44.3,同樣低于2020年疫情期間的51.8,也低于疫情之前2016—2019年的均值44.8。因此,下一步要應對“需求收縮”,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自身都需要增加一定的力度。而且,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還要加強“協調聯動”,通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有效協調,可以在拉動居民消費與推動基礎設施投資等領域取得更好的政策效果。

“供給沖擊”的應對以結構政策為主,增長政策為輔。應對“供給沖擊”的關鍵在于兩點。首先,在生產要素供給趨緊的情況下要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優化資源配置結構,這就需要使用結構政策進行調控。結構政策與結構改革不同,結構改革的核心手段是完善市場制度,通過市場機制來配置資源,但是在經濟轉型時期由于各方面的體制機制均處于完善的過程之中,僅依靠市場對資源的配置不僅很難達到理論上的最優狀態,反而會導致失衡的經濟結構固化。此時,就需要結構政策進行調控,結構政策旨在打破結構黏性和經濟轉型過程中各類失衡結構之間的嵌套循環,從而避免結構失衡的不利后果,并力圖實現最優經濟結構。其次,還需要增長政策加快推動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擺脫對要素驅動增長模式的過度依賴,挖掘經濟的新增長點與構建新增長模式,由此能夠更好地應對“供給沖擊”。

“預期轉弱”的應對以增長政策為主,結構政策為輔。應對“預期轉弱”的核心在于增強公眾對于經濟增長的預期與信心。主要的應對措施應是通過增長政策提升長期經濟增長動力,扭轉近年來潛在增速持續下滑的勢頭。增長政策要以促進科技創新與推動市場化改革為核心抓手,從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促進科技創新既要發揮政府的基礎性作用,又要完善市場環境以增強企業的創新激勵。市場化改革是要貫徹落實好《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等文件中的重要要求,“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體制改革,構建更加系統完備、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此同時,結構政策也需要在應對“預期轉弱”中發揮重要作用,通過改善收入分配結構、給予中小私營企業更多結構性支持,能夠更好地改善居民與企業預期。

其次,宏觀政策“三策合一”框架下,穩定政策、結構政策與增長政策之間還可以更科學地協調配合,從而更有效地提高政策的調控效率和應對“三重壓力”。比如,結構政策既有助于優化經濟結構,又有助于提高穩定政策的調控效率,從而幫助穩定政策更好地擴大需求??陀^上看,近年來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等穩定政策對總需求的促進作用不夠理想,2021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強調“宏觀政策要穩健有效”。究其原因,一些結構性因素制約了穩定政策的調控效果。以消費需求為例,目前消費需求疲軟的重要原因在于中低收入群體的債務壓力較重,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此難有作為。通過結構政策改善收入分配結構,尤其是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將能夠減輕中低收入群體的債務壓力,從而可以更好地改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傳導效率。

再如,穩定政策可以幫助增長政策提升經濟潛在增速,增長政策反過來也能助推穩定政策提高效率。由于目前中國經濟出現了潛在增速與實際增速螺旋式下滑的跡象,從而出現了負向的產出缺口較小而負向潛在增速缺口較為明顯的情況。在此情況下,如果穩定政策與增長政策缺乏配合,穩定政策僅平抑產出缺口,那么會導致潛在增速過快下滑的勢頭難以扭轉,經濟可能會面臨失速風險。理想的策略應是穩定政策不僅要平抑短期的產出缺口,還要加大力度去縮小潛在增速缺口。這可以推動潛在增速水平向長期合理增速水平靠攏,從而有助于提高潛在增速,幫助經濟擺脫潛在增速與實際增速螺旋式下滑的風險。反過來,增長政策有助于為穩定政策提供政策抓手與發力點。當前穩定政策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釋放的資金“脫實向虛”傾向較為明顯,政策所釋放的資金沒有較好地流入實體經濟,反而更多是流入到資本市場或房地產市場,既催生了一定的資產泡沫化風險,也降低了穩定政策的有效性。增長政策通過推動新技術、新能源、新產業的發展,既能夠增強經濟增長動力,又能夠成為穩定政策短期內擴大內需的主要抓手,更好地引導資金流入實體經濟,從而提高穩定政策的有效性。

2021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基于中國經濟面臨的“三重壓力”總表現與“穩字當頭、穩中求進”總基調,進一步創新與完善中國特色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提出了宏觀政策、微觀政策、結構政策、科技政策、改革開放政策、區域政策與社會政策的“七大政策”組合。相比于以往通常采用的“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框架”表述,2021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還將結構政策、科技政策、改革開放政策、區域政策納入到宏觀經濟治理框架之中。從宏觀經濟理論范疇來看,會議提及的宏觀政策屬于狹義的宏觀政策,即穩定政策;新提及的結構政策與理論層面的結構政策是一致的;微觀政策、科技政策、改革開放政策和區域政策等均屬于理論層面的增長政策。由此可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七大政策”組合與宏觀政策“三策合一”具有內在邏輯一致性。在“七大政策”組合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宏觀政策“三策合一”,將有助于中國經濟更好地應對“三重壓力”,使中國經濟保持平穩較快增長,如期實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與社會主義現代化等一系列重要宏偉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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